“一去就傻了，我以前对画画的认识就是纸笔画布，那儿全是电脑。我看到打印出来的精细线条呆住了，怎么可能有人能画成这样。”沈延觉得那时的自己就是“土鳖”，经历了巨大的冲击。

　　更具有冲击力的是，他就读的学校位于欧洲第二大红灯区，白天11点之前路上几乎没人，满地全是烟头和酒瓶。晚上下课出来，路上除了拉客的站街女，就是穿奇装异服、头发五颜六色、满身文身体环，还牵着大狗的怪人。

　　“害怕啊那时候。”就这样，沈延在自己的房间里宅了两个月，才被老师的电话“硬拽”出来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欧洲认为中高阶层以下的亚文化，才是艺术和设计孕育的温床，把学校建在鱼龙混杂的地方，正是为了让学生“在真实的繁杂中找到一条路”。

　　可以说，沈延到德国留学纯属偶然，但正是这次偶然，让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

　　“想要的就拼命去做”

　　几年后，除了在常去的赌场知道了几个数字以外，沈延的德语没什么进步。上课听不懂，只能课后请老师喝咖啡，求对方用英语给自己“开小灶”。即使语言水平只够他连比带划、指指点点地买东西，沈延仍交了一大帮各行各业的朋友，踢足球的、做音乐的、做小生意的都有。

　　这是沈延在意识形态、生活、文化全然不同的德国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。“任何事物都不只有一个样子，永远不要自得其乐地片面理解问题。”他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。

　　4年时间过去，沈延很快迎来了最让他骄傲的一次挑战——毕业设计答辩。当时，他在朋友面前“把牛皮吹了出去”，要像上一年的中国学长一样拿第一。

　　但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。他跟指导老师盖瑞特天生不合拍，每周一次碰面两个小时，就是鸡同鸭讲，没法沟通。4个多月，俩人没碰撞出任何火花，盖瑞特将这个不听话的学生领到院长面前，说没法让他毕业。

　　这个消息让沈延的“小宇宙”爆发了。他疯狂工作，一周只睡15个小时，甚至睡觉时都在琢磨，醒来“枕头上全是头发”。7天后，沈延把9套完整的方案整整齐齐摊在了盖瑞特的大办公桌上，“他当时就被感动了”。

　　此时，距离答辩只剩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但沈延觉得自己“心定下来了，目标极度清晰”。3个好友主动来帮他做广告片、产品宣传海报和广告语。答辩当天上午，一个月没休息过的打印机还在疯狂运转。

　　语言不好再加上极度疲惫，让沈延在考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一张一张地播放幻灯片。他自称“逆天”的设计，以中国品牌2005年的登陆欧洲计划为主题，使用了伞兵、陆军、导弹等二战元素，包括动画、广告片和文案在内，相当于广告公司给一家公司一年的体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