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有小伙伴问我，来自美国多种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大学生，都是怎么去适应全新环境的——这里所说的“全新环境”，当然指的就是大学啦。那时我刚从“亚裔姐妹在服务”(简称OAASIS，一个我于2004年联合创办的大学社团)十周年重聚归来，内心满满当当都是对学生组织之深远影响的重新认识和不胜感激。这种影响，在扔掉枯萎的毕业花束后，在见证了诸多美好姻缘与职位晋升后，在经历一次又一次跨州跨国“迁徙”后，仍未弥散。
什么是OAASIS或者什么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哈佛学生组织能够实现，而单靠大学管理机构本身“孤身奋战”无法达成的呢?那便是：培养一种部落式的归属感，鼓励表达和探讨个人的恐惧与忧思，创造一种狂热的、历久弥坚的，甚至在程度上比对整个大学还要更为热烈和深刻的忠诚。
大小不是先决条件
OAASIS是一个小型组织;不论何时，它均由30名左右的本科生成员组成。从逻辑上来讲，规模较小的团体似乎更能确保亲密关系的建立;相对大型的团体无法借由封闭的社会性架构，激发更加频繁的个体间互动交往。然而，哈佛最具“部落”意识、最为源远流长的学生组织之一——《哈佛深红报》的成员就多达百位以上。是什么成为一众美国亚裔姐妹淘、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“小记者”之间的黏合剂呢?高强度。高强度的目标，高强度的时间安排，高强度的兴趣爱好。《哈佛深红报》志在从所有哈佛出版物——包括它的宿敌《哈佛讽刺》——中脱颖而出，并成为不只是哈佛学生，还有校友以及校园之外居民的新闻来源。它把“未来作家”们搁到一段充满压力的“考察”期里，从而淘汰掉那些信心不足、动机不明的。留在《哈佛深红报》的每位成员，都想要待在那儿，并且于考察期中都获得了成长。OAASIS也会让有兴趣的候选人接受时长一个月的考察。这段考察期，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感兴趣的“晴雨表”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使其厘清目标与原旨。《哈佛深红报》的成员有的想成为记者，有的想成为商务人士，有的想成为律师或者其他;待在这儿，便有助于他们实现梦想或理清思绪。我的同学蒂娜和玛格丽特都曾为《哈佛深红报》写过文章，如今，蒂娜摇身一变，成为一名律师，玛格丽特则是《纽约时报》的文字编辑。尽管身处不同行业，两位女性都从《哈佛深红报》，这一曾主导她们和其他一腔热血的同学们的哈佛时光的杂志中，找到了自己的兴趣，磨炼和提升了能力。因蒂娜和玛格丽特大学时代想在《哈佛深红报》愈加出色，也便没有空闲时间再分配给其他上千种小活动了——她俩“专一”地跟一群同受大学杂志锤炼的同袍“同舟共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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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实习编辑：杜保云）
